近日，复旦大学投毒案受害人黄洋终因多脏器衰竭，离开人世。4月19日，上海市公安局首次对外发布上海复旦大学“4·1投毒案”通告，上海警方已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向检察机关提请逮捕犯罪嫌疑人林某。经警方初步查明，林某因生活琐事与黄某关系不和，心存不满，经事先预谋，将其做实验后剩余的剧毒有机化合物投入饮水机。沸沸扬扬的复旦大学投毒案暂时告一段落。
类似的案件已发生多起了。
早在1991年，在美国的依阿华大学，就发生了震惊中美的卢刚杀人案。中国留学生卢刚惨忍地开枪杀人，导致5死1重伤，其中包括他眼中的竞争对手一位中国留学生。
1994年，清华女生朱令被人两次投以铊毒。由于铊中毒损伤的不可逆转性，朱令的智力、视觉、机体和语言功能严重受损，其生活根本无法自理。
1997年北京大学化学系学生王小龙因认为遭受好友欺骗和背叛而四次投毒，使两名男同学身受铊毒。
1999年，北大光华管理学院37岁博士研究生耿某深夜将同室博士生、年仅22岁的少年才俊王某用哑铃砸死后，残忍地推下阳台。耿某畏罪跳楼，最终不治身亡。
2004年，云南大学学生马加爵，因与舍友打牌时发生口角和日常生活中积累的矛盾，最终将舍友等4名同学杀害。
2007年，中国矿业大学的常某因与同学关系紧张，为了报复同学对他的疏远和冷落，向3名同学的水杯中投以铊毒，致使3名同学中毒。
校园投毒案等校*已俨然成为中国高校时隐时现的一道暗伤，一次一次地被撕裂着、折磨着校园脆弱的神经，人们追问：是什么让那些高智商青年人如此仇恨、疯狂，如此心灵扭曲、漠视生命，既毁灭了他人，也毁灭了自己？
死者已矣，生者长痛！对于这些极端化的案例，我们不能以偏概全，过度扩大化标签化，把中国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一棍子打死，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忽视了对教育的深思反思。认真反思之后采取措施来避免、减少此类悲剧的发生是对受害者最好的纪念，这也是生者的责任。
校园恶性惨案不时发生，当然有偶然的因素，但在显性的偶然因素之下，隐藏着的是必然因素。以上七个案例都属于典型的报复型犯罪，其浅层次的原因是心理健康问题，较深层次的则是人格健全问题，更深层次的则是愈演愈烈的应试教育之下的大学阶段，甚至是整个儿童青少年阶段人文教育的荒芜和生命教育的缺失。
心理之困
应试教育的巨大压力、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心理冲击已对当代中国儿童青少年乃至青年的心理健康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中小学阶段，在巨大的学业压力之下，心理问题和人格缺陷往往被学业问题掩盖起来，只要成绩好，其他都不重要了。到了大学阶段，大多数个体才真正开始步入社会，独立地应对生活中的烦恼与挫折，心理问题和人格隐患的消极影响往往开始显现，致使大学阶段成为心理问题和行为问题的爆发期和高发期。
从浅层次来看，上述七个校园惨剧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的心理问题：人际交往能力和情绪调控能力。人是社会性动物，交往需求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一项调查显示，在12所高校的数万名大学生中，仅四成大学生对寝室关系满意，三成大学生对寝室矛盾抱着无所谓的态度，而另有三成则认为，在学校里最不开心的，就是寝室里与室友们相处时产生的矛盾。上述案例中行凶者的人际关系均处于不良状态，如在复旦投毒案中的犯罪嫌疑人林某的人际关系明显不佳：为生活琐事与室友黄某关系不和，因论文写作等原因对导师不满，因性格有些怪异而难获异性青睐。人际交往能力的欠缺往往会导致个体被群体所孤立，极有可能由此产生孤独、愤懑、沮丧、无助等消极情绪。人也是情感性动物。人与情绪的关系，或者是主人，控制情绪，或者是奴隶，为情绪所控制。报复型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事人长期处于负面情绪控制之下而无法自拔，如北大铊毒案中的王小龙曾作如此供述：“等我投完毒以后，我的气一下就消了，我又有精力投入到我的科研工作中去了。”心理学告诉我们，一个人长期为消极情绪所控制，往往会突破其承受极限，做出常人难以理解的可怕行为。
人格之祟
从人格角度来看，这些作案者的人格不健全，主要表现为过度自我中心和人格过于偏执。自我中心，往往只顾及自己的利益、需求和感受，遇到问题时，往往把错误归咎于外部及他人，做事之前不会去认真思考自己的行为对他人所造成的影响。依阿华凶杀案中的卢刚把所有的过错都推给他人和学校，马加爵把自己的人际关系不佳归因于周围同学的忽视和背后对他的非议，根本没有反思自己孤僻的个性以及交往方式和沟通方法存在的明显不足。过度的自我中心往往会导致极端自私，仅仅因为一些生活琐事而触发行凶动机。人格偏执者往往会将无意的、非恶意的行为误解成敌意或歧视，好嫉恨别人，对他人过错不能宽容。偏执者在思维上容易怪异，在行为上容易走极端，用常人无法理解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私念而无所顾忌，无所不用其极。卢刚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对待，为了自己所谓的“正义”而大开杀戒，用剥夺他人生命的方式发泄他的愤怒与不平。正是由于人格的偏执，马加爵最终选择杀人作为解决人际冲突的终极手段，王晓龙和常某选择铊毒来报复那些伤害和背叛他们的同学好友。
教育之失
心理不健康，人格不健全，归根结底源于个体的成长历程中的教育失误。应该反思的不只是大学，而应涵盖个体发展的整个童年期、青少年期甚至青年期。应该反思的不只是学校教育，而应包括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等诸多环节。在诸多教育过失之中，最值得检讨的是应试教育之下人文精神的荒芜和生命教育的缺失。
毋庸讳言，当代中国教育中的应试倾向仍很严重，应试教育呈愈演愈烈之试。应试教育严重地挤压了学校思想教育和家庭教育的时间与空间。第一，应试教育严重窄化了教育内容的范围，传统的德智体美劳被窄化为智育，智育被窄化为知识教育，知识教育又被进一步窄化为知识的机械记忆，而心理健康的维护、健全人格的培养、人文精神的滋养和生命尊严的珍视往往被忽视轻视漠视。第二，应试教育严重异化了教育的目的，教育目的被异化功利化为机械而冰冷的数字成绩和升学率，成绩成为父母追求的唯一目标或主要目标，升学率则成为学校教育的指挥棒。第三，应试教育已经全面侵入教育的各个阶段，具体体现为幼儿园小学化、小学中学化、中学大学化，导致知识教育不断提前入侵，应试压力不断前移。正是应试教育对教育内容的窄化、教育目的的异化和日益提前的全面入侵，使孩子从幼儿起就承受着巨大的学业压力，使学校和家庭无暇顾及孩子心理健康的维护、人格健全的培养，使人文精神荒芜，生命价值得不到尊重。归根到底，应试教育是这些悲剧发生的终极因素。
痛定思痛，亡羊补牢
治病寻根，对症下药，最要紧的是从这些校园悲剧中汲取教训，避免类似的惨案再次发生，以纪念死者、抚慰生者。
第一，重视心理健康的维护和健全人格的培养。首先应该更新并树立新的健康理念，世界卫生组织2001年就将健康界定为“一种个体躯体上、心理上和社会上的完满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虚弱”。
第二，加强人文教育和生命教育。重理轻文的传统教育倾向、文理分科的现实做法以及应试教育对智育的过度强调均助长了人文教育的边缘化并导致人文精神的荒芜。早在1948年，梁思成先生在“半个人的时代”报告中指出：科技与人文分家导致了两种畸形人的出现，一是只懂技术而灵魂苍白的空心人，二是不懂科技奢谈人文的边缘人。重视人文教育，就要把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有机融合。在人文教育之中，应特别强调爱的教育。正如夏丏尊先生所言：“教育之没有情感，没有爱，如同池塘没有水一样。没有水，就不成其池塘，没有爱就没有教育。”爱的教育应该包括爱自己、爱他人、爱社会。目前亟须加强的还有生命教育。国内很多学者呼吁:教育因生命而发生，教育应是以生命为原点，关怀生命，提升生命质量的教育。
第三，重新审视教育目的和人才观。针对目前应试教育对教育目的异化与扭曲，我们有必要重新反思教育的目的究竟是什么。1996年，联合国21世纪教育委员会就已提出21世纪教育的四大支柱:学会求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处，学会做人，其中“学会做人”被看作为教育和学习的根本目标。
痛定思痛，惨剧教育我们：要成才，先成人，成为一个心理健康、人格健全的人，成为一个具备人文精神、尊重生命价值的人。（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心理学系副教授，心理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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